上，继续使用。在工厂里也一样，工人工作时戴的手套，如果掌心磨破了，他要工人把左右手换过来戴，这样有洞的一面就到了手背上，于是手套还可以再继续使用同样长的时间。
王永庆每天早上练毛巾操的事情在台湾岛内几乎是妇孺皆知，后来还传到了日本，特别是在王永庆赢得了“经营之神”的美誉后，日本有多家电视台相继来台，把他的这套毛巾操拍成专题电视片广为播放。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他用的那条毛巾居然跟随他20多年。
早年王永庆搭飞机出岛，一律坐经济舱。有一次在飞机上，空中小姐认出了他，认为“经营之神”怎么能屈就于经济舱，于是硬要请他坐到头等舱不可。这件事使王永庆内心一直很不安，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为了不再引起服务人员的困扰，才勉为其难地破费改坐头等舱。但在头等舱内，他却安排自己睡眠，以便下机后能马上开始工作。
台湾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有一位业务经理，名叫蔡合城。他曾经在自传中描述过他给王永庆当球童的故事，并且在书中一再强调，5年的球童生涯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这样写道：
“当时，我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骑着一部破破烂烂的脚踏车到球场去替王永庆先生捡球。由于他老人家习惯在天还没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打球，所以球场里就算球童人数高达五六十个之多，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把握能把球找到，所以往往连一个敢背王永庆先生球袋的人都没有。”
“我仗着年纪轻、脸皮厚不怕被骂，还有眼睛不错的优点，战战兢兢地当起王永庆先生的球童。为了找球，我还特地带着一支手电筒，只要远远地看见手电筒的光线，大家就知道王永庆先生和夫人李宝珠在打球了，非常有意思。此外，深恐丢球的我，还发展出一套配合‘瞎子打球’的独门技术，叫做‘听声辨球’。每当我估计小手电筒的光线可能即将照不到球将要落下的位置，我便在王永庆先生挥杆时，闭起眼睛，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小白球往哪个方向飞，每一次都可以很顺利地把球的位置找出来。”
创立台化公司（2）
“王永庆先生是自台北球场开球以来，最早打球的球友，而且他比公务员还要勤快，几乎是天天到这里来报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令身为年轻人的我感到十分敬佩。当时，台北的高尔夫球场是9个洞，王永庆先生从清晨四点开球，打到七点半，通常会绕两圈打完18个洞才结束。在二十几年前，王永庆先生打18洞的平均记录是90杆，体力和技巧比起一般的年轻人，可是一点都不逊色。就这样，我替王永庆先生捡了5年的球。在这5年期间，我总共只掉过两颗球，算是非常完美的记录。”
“王永庆先生一直打高尔夫球打到1974年。我一直替他背球袋，做他的专属球童。后来，他认为打高尔夫球浪费时间，决定封杆，改成去从事慢跑运动。至此我才中止了与他之间的这一段善缘。他曾经劝我不可因为打工荒废学业，应该要好好努力念书。他被我称为王伯伯，从他以身作则的行为上，我学习到，做人真的不可以浪费生命，只要活着，就随时要利用时间，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王伯伯非常节俭，他的许多理念、精神、孝顺都影响着我。有一天我和他聊了3个小时，从办公室出来之后，遇到王伯伯的小舅子，他看到我很高兴，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一坐，他问我刚刚和王伯伯聊的如何，我说聊了3个小时很开心，结果他说他今天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我听了吃一惊，为什么他会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呢?”
“结果他告诉我，昨天是王伯伯的生日，他从香港回来带了两条领带送给他，一条1 200元，他骗王伯伯说一条才120元。王伯伯收到生日礼物时当然很高兴，但不料他今天一早就被叫进王伯伯的办公室。王伯伯说南亚公司做的领带一条才40块，为什么他要从香港买一条120元的领带送他，真是太浪费了!就这样骂他骂了半个小时。王伯伯的小舅子庆幸地说，还好跟王伯伯说120元，如果告诉他这一条领带要1 200元，那恐怕要骂3个小时都骂不完!”
以上有关王永庆的节俭故事只是生活中的节俭，是一种小节俭，坚持久了可以改变人的品行和特质。以下则是有关王永庆在工业中的大节俭，具体体现在他对台湾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的认识上。这种认识后来促使王永庆创立了台化公司，并由此推动了台湾纺织业和石化工业的繁荣与进步。
1964年的一天，王永庆在赴明志工专巡视后特意从学校背后的山上步行下来，此时他碰巧看到自己工厂的一位员工正在捡薪材。所谓薪材是指烧火用的树枝，在当时的台湾，大多数郊区和农村人都使用薪材做饭。员工捡拾薪材的事情引起了王永庆的沉思。
他首先想到的是不久前一次难忘的经历。那天他陪一位香港朋友一起上山查看建厂情况，可这时碰巧下起雨来，于是王永庆和朋友跑向一间茅草屋避雨。由于主人不在，大门紧锁，于是他们只好暂且在屋檐下躲一躲。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是一位稍稍上年纪的妇人。她全身都被雨淋湿了，背着一筐猪草，足足有四五十公斤重。看到王永庆一行，女主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避雨。
眼前的一幕给王永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问题：割这么多猪草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劳力？回来之后还要切、煮、喂，如果要生火还得捡薪材，那么这些猪草能吃多长时间呢？喂养以后，猪能长多少肉？老妇人的回答显然令王永庆十分失望，他觉得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老妇人如此辛劳，但所得甚微，这一切不都是工业落后所造成的恶果吗？
他又想起祖父曾经劝告过他的话。记得在小时候，以茶为生的祖父居然劝说王永庆将来不要以茶为业，其间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吧。王永庆想，台湾的农业也应该由工业来反哺，因为只有农业实现了产业化，整个社会才能快速发展。自此之后，王永庆对薪材以及薪材的去向便格外留心。
但今天又碰到了自己的员工在捡拾薪材，这更让王永庆揪心。回家以后，王永庆一方面思考着台湾漫山遍野的薪材，另一方面又对这些薪材的使用作了一次精确的计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创立台化公司（3）
王永庆发现，台湾的棉花一向依赖进口，当地并不生产。他每次到乡下农家，随处可以看到一家人合用一条破烂的毛巾，尽管上面的纤维已经开始磨损并脱落得像是蚊帐布一样，但仍舍不得扔掉。那么为什么不去利用占台湾全岛面积约2/3的山地？王永庆反问自己说，为什么这么多山地被“弃置不事开垦，林木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林班砍伐有余之枝梢残材亦任其腐烂，不懂利用，不准利用。一方面是一条毛巾用的破破烂烂舍不得扔掉，另一方面则是山地的浪费，山林的浪费，虽然看得见一条几块钱的毛巾，但却看不见2/3山地庞大资源的损失，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员工为了煮饭烧开水还要去捡薪材，一天所捡的不过几十公斤，能烧多久呢？那位老妇人捡一次薪材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捡来的顶多不过数十公斤而已。100公斤薪材的燃烧能量大约等于10公斤的煤气。进口煤气每吨cif为35美元，合新台币1 400元，那么1公斤是元，加进口关税及运输等其他费用总共不超过5元，则1天捡到薪材100公斤不过等于煤气10公斤，也就是说，花一整天时间和劳力只得到50元，这是一种多么不经济的就业方式。再说使用薪材比煤气不方便许多，更不用说浪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
根据“农复会” 统计，当时岛内的人口数量大约有200多万户，1 400多万人，每年约需用掉300多万吨薪材。如果按每户每月使用煤气25公斤来计算，那么每户每年使用煤气的总量为300公斤，总费用为2400元。如果再按煤气与薪材之燃烧能量比为1:10来计算，则每户年使用薪材量大约为3 000公斤。“农复会”所统计的300万吨薪材用量实际上只包括岛内100万家户的使用量，并没有包括全部。
说起来总量并不太多，但如果把这300万吨薪材拿来做木浆，按4吨木材做1吨木浆，1吨木浆卖140美元计算，那么300万吨薪材可折合75万吨木浆，价值合计约亿美元。假定1吨煤气可抵用10吨薪材，那么300万吨薪材不过30万吨煤气，1吨煤气按cif35美元价格计算，那么30万吨煤气的价值是1 050万美元，与利用薪材做木浆之收益相较尚可多余9 000万美元。当然，至于改用煤气以后，卫生、省时、省力等好处皆不包含在以上数字之内。
另外在岛内，王永庆说，看到宣传标语上经常说不要污染空气，不要烧生煤，要有公共道德，注重公共卫生等。可是不用薪材，不用煤炭，拿什么当燃料呢？若能用到既方便又经济的燃料，不用宣传也不用取缔，人们自会改用合乎卫生、不污染空气的燃料，空气污染的威胁也就自然能够解除。如果采用煤气，既可节省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同时也由于卫生，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工作效率不知能提高多少倍！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会尊重公共卫生的，只因工业尚未发达，民众所得未达理想水准，如禁用生煤而代用燃料无着，徒禁而不能绝，这种情形若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恐怕比我们还不遵守公共道德呢！
想到这里，王永庆几乎是拍案而起。他遂下定决心成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简称“台化”），专门利用山上的枝梢残材制造木浆，然后再把木浆做成化学纤维，以代替天然棉花。1964年10月，王永庆在彰化县开始筹设台化公司，设计产能为日产木浆50吨，并由木浆再每日生产45吨嫘萦棉。在设厂的宗旨中，王永庆写道：“鉴于本省因环境之限制，天然纤维匮乏，为配合纺织工业之急速发展，乃于彰化厂区筹建利用本省山林阔叶杂木之小径木或枝梢材制造木浆、嫘萦棉并向下游发展纺纱、织布及染整加工等一贯化的纺织工厂。”
建厂的消息引发了业内人士的颇多猜测和议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台化公司每月需要的7 500吨枝梢材从哪里来？甚至还有砍伐业者和林业专家亦认为，台化料源的未来供应必定会有问题。
在争论中，王永庆不慌不忙地拿出纸和笔，给专家们细细地算了一笔账。王永庆说，台湾约有160万公顷林地，可用木材的蓄积量高达亿立方米。若以上述林地面积及蓄积量的半数（根据林业专家称利用率起码有八成，姑以五成计算），并按每20年轮伐一次计算，那么每年的平均作业目标如下：
创立台化公司（4）
1 林地面积：（160万公顷/2）×（1/20） = 4（万公顷）
2 立木材积：（亿立方米/2）×（1/20） = 450（万立方米）
现实作业的情形是，按“林务局”1969年和1970年两年总伐木量为285万立方米来计算，如依上述目标伐木，那么两年的作业量应有450万立方米乘以2等于900万立方米，就“林务局”的实际伐木量为285万立方米而言，仅达到了其应有伐木量的。
由以上计算，王永庆批评说，台湾过去的林业经营管理的效率很差，使大量的宝贵资源被浪费。“其未能予以充分利用，使富国而裕民，良堪痛惜，至于所谓林相改良，其林木蓄积可增3倍以上，为既定之‘国策’，迄不见大力推行，旷延时日，所造成之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森林被砍伐之后，剩余的枝梢没有被利用的原因是森林管理部门不懂得利用，没有工业意识，但这一切都是由当时的“法规”不合理造成的，因为剩余枝梢被禁止拉出林地。根据“《林产物处分规则》”第18条的有关规定：“得标之业商于伐木时只许搬足‘林务局’标售之材积。”砍伐时若发现有多，虽规定可再缴款申请伐取，但因业商二次作业不合成本，不是勾结检查人员盗伐偷运，就是索性放弃，此多余而废弃之枝梢残材于业商无损，但于“国家”则为资源平白浪费，数十年来此种废弃之累积至为惊人，以之利用制造木浆，由木浆而制造嫘萦棉，衍生产品价值在数十亿美元！
当局林产部门的官僚作风又使王永庆想到了他过去经营木材行业时的情境。他说，在过去，木材行业被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台湾人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劳务服务，对木材行业根本无法有所作为。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虽成立了“台湾林产管理局”，岛内居民却只能拥有一些杂木和茶山，其余森林皆归“林产管理局”所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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