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光复后，王永庆决定恢复已被迫关闭5年的碾米厂业务。1946年3月，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嘉义车站附近盖了一家当地规模最大的碾米厂。二次经营米厂的王永庆不仅经验娴熟，加上设备投入也不多，因此米厂便在短短的10个月内得以竣工，于1947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由于有过几年的丰富经验，因而再次做起碾米生意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生意兴隆。
可不料开工才3个月，突然飞来一场横祸。1947年3月11日，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稻谷。车刚到碾米厂，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了两名警察，要求王永庆到警局接受侦讯。到警局之后，那两名警察不容分说，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将他拘禁了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侦讯，证明王永庆所买的稻谷确实是从同一粮区运来的，总算无罪开释。但问题是他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29天。对这一段经历，王永庆痛心地回忆说：“在二?二八事件后不久，我遭到藉词越区运粮而强制拘禁29天，显然是居心不良者利用混乱失序情势，滥用权势加害无辜所致。”
回家之后，王永庆内心对此次牢狱之灾愤愤不平。他很快查阅了当局制定的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对粮食跨区运输的惩罚极其严酷，犯罪者大多被判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经再三思量，王永庆认为，敏感的政治气候易使做稻米生意的人动辄得咎，很难说自己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冤枉之灾，于是王永庆断然决定放弃稻米生意。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对台湾也许是件好事，不然台湾今天的石化工业恐怕难有可道之处。1954年，王永庆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一个不能算是“机会的机会”，从制造pvc粉开始，一步一步地迈向了营业额占台湾gnp约12%的庞大石化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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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石化工业（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便在当年下半年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
1953年，美国共同安全总署向美国国会报告指出，美国对台经济援助的目的有三：经济稳定、协助美方开展军事活动、促进台湾经济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配合美国的援台目标，国民党当局于1953年7月1日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主任委员”由“台湾省政府主席”俞鸿钧兼任，负责统筹台湾的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以争取美援。
“经安会”下设有四组一会。四组分别指“金融、银行、信用政策组”、“预算与美援组”、“美国军援与经援组”和“农业组”。一会是指“工业委员会”（简称‘工委会’），由原“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仲容担任总召集人。为了争取美援，台湾当局还聘请了美国纽约怀特工程公司充当技术顾问。
1953年12月，怀特工程公司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座树脂加工厂（pvc），用于生产塑料原料。当时“经安会”内对树脂厂究竟交于民间还是公营的问题上有两派意见。其中公营派认为，只有公营与管制才能统筹运用资源及人才，并最终实现“反攻复国”的目标；而民营派则以“经安会主委”尹仲容为主，极力主张树脂工业民营化，并得到了美方的有力支持。美国人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后来，该计划在“副总统”陈诚和“财政部长”严家淦的支持下终于交由民间来承办。
在具体承办的人选问题上，大致有两个版本的说法：
一是，尹仲容本来挑选的是原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义。据《战后台湾史记》一书所述，何义在赴西方国家考察归来后，反而认为岛内发展pvc制造业根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遂决定放弃该计划。
后来，尹仲容不得不再次决定由台湾银行出面，查看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存款最多就把pvc项目交给他。结果，台湾银行在嘉义分行的客户名单中发现了一位名叫王永庆的米商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仲容便要求“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博士，“透过旧识赵廷箴，邀约赵与王永庆一同投资”。
1954年3月，“福懋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王永庆与赵廷箴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了建厂任务并正式开工生产。此后不久，王永庆又在尹仲容的赞同下，将福懋公司更名为“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为“台塑”的由来。
二是，另据《何义传略》 一书所述，何义是台湾地区原永丰原造纸公司（后并入永丰余造纸公司）的创始人。1952年10月，何义在台北县三重埔买下了一座旧工厂。该厂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制药，即刷牙粉；另一类是塑料加工品，主要有皮纹条软质管条、塑料皮、雨衣、婴儿塑料尿片等。现在仍很时髦的运动休闲器材“呼拉圈”，便是当年的永丰化工公司第一个从日本引进并生产的。
台湾为什么会产生自建pvc粉厂的念头，主要缘于台湾制盐工业的发展。1950年以后，随着盐产量的增加，台湾相关产业对制盐所产生的氯气的用量却未能等比例增长。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把氯气视同垃圾，经石灰吸收后丢入大海。尹仲容认为这种做法既浪费资源又污染海水，遂建议应充分利用多余的氯气来制造pvc。
在开始酝酿阶段，“工委会”首选的是把pvc项目交给何义的永丰化工公司来做。于是，尹仲容把何义找去商量，结果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当时商定的建厂方案是，何义同意接受78万美元的美援拨款，然后再加上一部分自有资金，自行生产以取代从日本直接进口pvc粉。
时任“工委会化工组组长”的严演存指出：“‘工委会’当时认为欲本计划成功有两个要点：一是投资不可过高，且须迅速完工开工；二是产品必须强力推销，使市场迅速达到每天4吨，可以全能力生产。”讲到“推销”，“工委会”当然知道公营事业在这方面能力薄弱，于是打定主意将pvc项目交给民营企业来做。
闯入石化工业（2）
但不料该项目日后却遭遇了两次波折。据严演存回忆说，其一是当时曾有“某经济首长私函尹仲容，希望此计划公营，理由是‘为外省人留些饭碗’。但在‘工委会’会议正式讨论此案时，该首长所派代表并未反对民营，遂通过由何义投资此计划……”。显然，尹仲容及其“工委会”都刻意忽略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坚持pvc计划应由民营企业来完成。
实际上，严演存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1955年7月，怀特公司代表正拟与日方签订得标契约前夕，华盛顿的国外业务署突然来电报通知台湾当局：美援授权书暂停。至于理由，电文中并未叙及，只是简单地表示说将重新考虑塑胶厂的经济价值，云云。
随后经查证，有人认为是承制机器的日本厂商走漏消息，惊动了在日本早有投资的美国化学业的大厂家——孟山都公司。这家美国厂遂动员关系，由美国参议员薛明敦在国会上建议取消援台筹设pvc厂的美援款项，理由是在岛内建厂不经济，因为岛内既缺乏原料又缺乏技术人才。至于替代方案，薛明敦建议可将日本产制的塑胶原料运销岛内。
在这位参议员所持的理由中，前两项刻意歪曲事实，因为岛内当时每年就进口塑胶200多吨，而且这还是在外汇配额管制下的进口量，仅限于玩具制造业所需，并未开放其他工业申请进口。估计台塑厂建成后，其年产1 200多吨pvc粉所带来的效益，可替代进口塑胶400吨，折合美元约24万元；可替代进口橡胶400吨，折合美元约31万元；另还可替代进口皮革品100吨，折合美元约5万元，以上合计每年可为岛内节省外汇60万美元。
至于人才，岛内也不是没有，例如台塑筹备处当时聘请的厂长沈彬康，曾于1945—1947年，按照与美方厂商交换学生的计划，赴美各化学工厂实习，专门研究塑胶制造技术，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经“美援会秘书长”王蓬多次赴美接洽和交涉，美方国际合作总署终于在1956年3月底宣布拨款78万美元，协助“自由中国”成立塑胶原料厂。在这笔拨款中，62万美元是采购机器及工厂工程监工费，另有5万美元则付给美国纽约一家塑胶原料制造厂——波登公司，作为技术援助的报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家波登公司原是一家制造奶粉的食品公司，居然也出面以“传授”塑胶技术为名，收取5万美元的报酬。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但是技术援助报酬的金额不是5万美元，而是15万美元。据王永在回忆说，那时公司刚刚成立，王永庆由于不懂pvc生产技术，于是决定和厂长沈彬康一起到美国去学习。两人到了之后才知道，波登公司根本不生产pvc，充其量也只是用一些简单的玻璃试管在作试验而已。也就是说，他们也还在摸索和学习阶段。王永庆看了之后非常失望，没有停留几天就离开了。就这样，波登公司还要收取台塑15万美元的技术费，简直是无法无天。
不管怎么说，技术费是小事一件，只要不影响大局就无所谓。但重要的是，王永庆后来又转程赶往日本寻找pvc生产技术。当时日本塑胶加工业的基础已经相当雄厚，各式各样的产品琳琅满目，既美观又实用。欣喜之余，王永庆便通过一家石井铁器工厂介绍，了解到有一位名叫盐田的日本人。据说，这个人的pvc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且其工厂也已量产。王永庆利用在日本停留的这几个月时间，开始与这位盐田先生合作，最后不仅买了他的技术，甚至还买了他的机器设备。至此，王永在说，台塑公司方才具备了初始时的雏形。
另一曲折则来自何家内部。何义向来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十分尊重两位兄长。何家历来的投资，虽然都由何义开其先、主其事，但形式上仍由三兄弟共同商量决定。何义的两位兄长何传和何永都认为投资pvc资金太大，风险太高，持不赞成的态度。尹仲容遂建议何义去德国考察，以便深入了解塑料工业，包括最低经济规模究竟应该设多大，以及能否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来扩增生产规模等等。
何义采纳了尹仲容的建议，决定赴德国考察塑料工业，了解pvc粉的生产流程。经过3个月的考察，何义发现德国pvc粉厂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每天至少生产几十吨以上。相比之下，永丰化工厂在制造塑料皮、塑料管等加工品的过程中，每天仅消耗pvc粉约一两吨，并且连这个数量在岛内也都已经趋于饱和。
闯入石化工业（3）
换句话说，如果要成立一家pvc厂来供给台湾本地加工所需原料，那么每天只需生产两三吨就足够了。若拿严演存提出的每天生产4吨的标准来计算，工厂运转后每月可产出100吨左右的pvc粉，而永丰化工厂只能消化其中的50吨，那么其余的50吨该卖给谁呢？其间所隐含的投资风险不言自明。
当何义的两兄长何传与何永了解到产能和市场供需不平衡的事实以后，就更加反对何家参与pvc粉制造计划。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何家可以投资持股，但不必站在产销第一线，直接参与经营。于是，何义不得不向“工委会”打退堂鼓，迫使“工委会”只得另找投资人，否则美国人将撤回78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说王永庆有1 000万元资金在手上，正在向“工委会”打听有什么工业可以投资。据说当时王永庆有意投资水泥业，但“工委会”却不批准，理由是水泥业不对民间开放。“工委会”介绍新竹玻璃公司给王永庆，但该公司一方面需要挹住资金，另一方面竹玻董事长陈尚文和王永庆又谈不拢。当王永庆听到传闻说有美国援助的轮胎制造投资计划后，他便通过熟人取得了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陈庆瑜的介绍函，前往“工委会”拜访“化工组”主持人严演存博士，请求将美援轮胎投资计划交予兴办经营。但不料三言两语之后，严博士认为王永庆对工业没有经验，竟一口回绝。可离开后不久，王永庆又接到了严博士的电话说，有一美援的pvc生产计划，可以让王永庆来兴办。
据严演存回忆说，当时“工委会”明知王永庆没有经营过塑料加工厂，“经历不很配合”，但“工委会”仍将pvc的用途、制法和性质“略略告知”，并推荐说台肥 某君可提供技术服务，没想到王永庆“竟立即一口同意投资”，自接洽到定案仅用了一周的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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